编者按：

有人把人生走成一条笔直的路：从一个答案抵达另一个答案，从一种身份走向下一种身份。也有人并不急着抵达。他们愿意绕一点远路，换一座城市，换一种语言，换一门课程，甚至换一种完全陌生的研究方法。一路走，一路试，一路重新认识自己。

董鹏远大概属于后者。从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，到英国利物浦大学；从伦敦大学学院（UCL）的感染与免疫，到深圳湾实验室传染病研究所的科研助理；从病原微生物，到 AI 与生物信息学；从实验室里的湿实验，到电脑屏幕前的数据与模型，再到如今的清华大学—深圳医学科学院（SMART）联合培养博士生。如果一定要为这条轨迹寻找一个关键词，或许是“跨界”。可在真正听完他的故事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他似乎并不是为了跨界而跨界。他只是始终愿意向着自己的好奇心再走一步。而那一步一步，最终把他带到了今天。

董鹏远个人照

一个人真正开始喜欢科研，往往始于一个很小的瞬间

在利物浦读本科的时候，董鹏远上过一门名为 Microbial Pathogenesis 的课程。那门课谈细菌、病毒与微小的原生动物，也谈它们如何进入人体、如何造成疾病，以及人类又将如何与这些微小却强大的敌人交手。课程中的一个案例，他至今记得。1996 年，一篇发表在 Cell 上的研究，讲述了两名临床患者——EU2 和 EU3。他们携带一种特殊的基因缺陷，使细胞无法正常表达免疫相关受体 CCR5。听起来像是一种缺陷，可恰恰因为这一“缺陷”，他们反而获得了对 HIV 感染的高度抵抗能力。即使经历过多次高危暴露，他们依然没有感染 HIV；在体外实验中，即便给予较高剂量的病毒暴露，他们的细胞依旧表现出抵抗感染的能力。

这个故事让他第一次意识到，疾病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故事。病原体是什么，当然重要，可真正决定一个人最终会经历轻症、重症，甚至无法感染的，还有另一个同样复杂的世界——人本身。基因、蛋白质、免疫系统，以及它们共同构成的宿主环境，与病原体之间发生着精妙而复杂的互动。病原与宿主，像两个彼此牵引的变量，共同写下疾病的结局。也许，科研最初的“喜欢”，就来自这样的时刻——不是因为答案已经在那里，而是因为忽然发现，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越来越认真地看待病原微生物，也逐渐把目光从“病原体是什么”，移向“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”。后来，他对疫苗的兴趣，也从这里悄悄生长出来。

漂洋过海，不只是为了去远方

西交利物浦的两年，再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两年。对很多人而言，2+2 更像是一张通往海外的船票；对董鹏远来说，它留下的却不仅是一次跨国求学经历。真正留下来的，是一种面对变化的能力。前两年，在苏州的西交利物浦，他已经习惯了全英文教学、讨论式学习与合作式思考。到了真正的英国校园，语言要求、课程强度以及科研环境又向前推进了一层，于是，他一次又一次重新适应：听不懂的时候继续听，不会的时候继续学，被反馈指出问题，就再调整一次。他说，这段经历最大的影响，或许并不是让自己“更国际化”，而是让自己逐渐学会：当环境发生变化时，主动寻找新的方法去适应，而不是停留在原来的舒适区里。

而在英国第一次做科研时，他还遇见过另一个让他一直记得的瞬间。本科课题研究的是葡萄球菌之间的相互作用，以及潜在抗菌物质的筛选。实验做到最后，他们发现了两株来自人体的表皮葡萄球菌，可以产生抑制病原葡萄球菌的次级代谢物。本科生要求完成的科研任务，其实已经完成了，但他偏偏又多问了一句：这种抗菌物质究竟是由什么基因编码的？这是计划之外的问题，也没有标准答案。他们去请教带自己的博士生，对方没有告诉他们“这不是你们的任务”，反而热心地联系了隔壁实验室一位做生物信息学分析的博士。第二天，他们就坐在一起，重新学习如何处理微生物基因组，如何寻找那个可能编码抗菌物质的基因。多年以后回想，那段经历真正留下来的，或许并不是那个基因本身，而是一个年轻学生第一次感受到的东西：科研世界里，有人愿意认真回答一个本科生的问题。 那是一种很轻的善意，却足以让人记很久。后来，他也慢慢成为了那个愿意继续向前走的人。

利物浦大学

当实验遇见 AI，一个年轻研究者开始学着站在两个世界之间

来到 UCL 后，他选择了感染与免疫方向，可真正进入硕士科研阶段，他却又拐向了另一条路——用 AI 分析肺结核 T 细胞相关数据。这一次，跨界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。一边是生物学，一边是人工智能；一边是细胞、病原体、免疫受体，另一边，是数据、模型、算法与计算。他坦言，刚开始当然有过“夹在中间”的时刻。生物学背景让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计算研究者，而计算方法的学习，又要求他跨过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。可是，也正是在那个“中间地带”，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他需要和做实验的同学沟通，让他们理解计算结果意味着什么；也需要向计算方面的合作者解释复杂的生物学背景，再用实验验证计算得到的结论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慢慢意识到：跨学科并不意味着把两种知识简单地放在一起，真正的交叉，是让两个本来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世界，开始彼此理解。人体的免疫受体具有高度多样性，它们通过随机重组形成庞大的受体库，使人类能够应对自然界中形形色色的病原体，可人们依旧很难仅仅从一段受体序列中直接判断，它究竟在识别什么。AI 所擅长的，恰恰是从大量看似杂乱的数据中寻找隐藏其中的模式。于是，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问题逐渐靠近：能不能让 AI 帮助我们理解，免疫受体的多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？ 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，自己或许可以成为那个站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人——不是只懂生物，也不是只懂算法，而是试着把两种语言翻译给彼此。

UCL的Institute of Infection, Immunity and Transplantation，受访者在定量免疫学实验室期间的AI相关工作在此进行

UCL医学院的主楼（Cruciform Building），受访者和同学们上课的地方

科研没有标准答案，所以才值得走进去

硕士毕业后，他来到深圳，在太万博课题组担任科研助理。这一年，对他而言像是从“学习科研”真正走向“做科研”的一道门槛。课堂里通常有标准答案，考试总会结束，一张试卷总会在某个时刻告诉你自己到底做对了多少。可科研不是这样。真正的新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，甚至连问题本身，都可能还没有被完全定义。于是，总会有一些时刻让人怀疑自己。

有一次，他参与设计一个多肽相关的 AI 模型。为了检验模型的预测能力，需要根据公开数据设计测试集，那像是一场“你知道答案的考试”。可是他们前后改了接近十次，预测效果仍然不理想，有时候甚至越改越差。一天，两天，一次，两次，时间过去，结果还是没有出现。他承认，那时确实动摇过：会不会自己真的不适合科研？可有意思的是，真正让他留下来的，不是某一个突然出现的好结果，而是第二天早晨，他重新打开数据的时候，依旧觉得：再看一眼。再改一次。再试一个方向。 最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相对合适的设计。科研大概就是这样。很多时候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相信自己，而是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以后，你还愿不愿意回到实验室。

AI相关工作留影

有些人的人生，并不按照“最优路径”生长

如果一定要问董鹏远身上最“反主流”的特质是什么，他的答案很简单：敢于跨界。 本科的时候，身边很多同学选择的是传统的分子生物学课程，而他却选了一门开设在利物浦热带病学院、更加偏向临床与流行病学的寄生虫课程。它原本更多面向临床学生，里面有临床队列、疫苗设计、群体免疫等内容，看起来并不是一条最顺着原来专业方向走下去的路。可后来，正是这一次偏离，让他获得了另一套知识背景，也使他满足了后来一个临床队列生物信息学项目的先修要求。

人生有时候很像科研。你并不知道今天一个看起来“不那么必要”的选择，会不会在几年之后，恰好成为另一扇门的钥匙。所以，他并不太相信所谓“最优路径”。他更相信：先去看看。看看另一种学科是什么样子，看看另一座城市是什么样子，看看一个自己原本并不熟悉的世界里，会不会刚好藏着另一个问题。也许走得远一点，并不是为了离自己的起点更远，恰恰是为了有一天回头时，能够用更大的视野重新理解那个最初的问题。

利物浦热带学院

清零，并不是从头开始

当他决定成为一名博士生时，其实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科研经历。本科、硕士、科研助理；实验、计算、AI、免疫、病毒、疫苗。每一段经历都已经成为了身体里的一部分，可博士生涯仍然需要重新开始。需要重新承认：还有很多东西不知道，还有很多技术不会，还有很多问题，甚至还没有想明白。

这并不是退回原点，更像是带着已经拥有的一切，重新站到一条更长的路口。他已经逐渐意识到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研究者，需要漫长积累——高水平的知识储备、严谨的实验技术、持续的问题意识，以及足够漫长的时间。所以，当别人问他是否介意重新成为“学生”，他的答案似乎比想象中平静。因为他知道，所谓“清零”，并不是把过去删掉，而是承认：过去积累的一切，最终都是为了让自己有勇气再从未知开始一次。

去做一个尚且没有答案的问题

来到 SMART，是他主动做出的又一次选择。转化医学、强劲的师资、科研基础设施，以及与医学系统和全球科研体系之间的连接，都是他关注的原因。但真正让他觉得契合的，还有一个更细微的地方：SMART 鼓励学生去尝试不同领域。轮转，跨学科，去不同的研究所看看，去不同的导师手下走一段路。这刚好与他过去的人生轨迹形成了某种呼应——从中国到英国，从传统微生物学到 AI，从湿实验到计算，一次次走出熟悉的地方，再重新认识自己。

因此，博士阶段的轮转，对他而言并不是一张“最终选择导师”的流程表，更像是一段允许自己继续试错的时间。他甚至明确表示，相比于继续沿着原来的科研方向，他更愿意去尝试与过去差异较大的领域。不是因为已经不喜欢病原微生物和疫苗，恰恰因为喜欢，所以想先走得远一点。等看到更大的科研地图以后，再重新回到那个真正想解决的问题面前。深圳则给了这段旅程一种很特别的底色：一座年轻、快速、充满变化的城市，实验室、研究所、医院、大学，以及不断发生的新想法，在城市里彼此交汇。而真正让他感到“我好像开始成为一个博士生了”的瞬间，却并不是什么宏大的场景。不是一次重要会议，也不是某一场学术报告，而是——回到中国大学食堂，发现饭菜便宜、好吃，又有很多选择。 他笑着说，那一刻觉得很幸福。有时候，所谓“抵达”，就是这样。不是一场盛大的仪式，而是多年以后，终于重新坐在熟悉的人间烟火里。

真正想走的路，可能还在很远的地方

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描述自己的科研初心，董鹏远说：理解疫苗反应的趋同性与异质性。 这句话听起来很科学，可再往深处看，它其实藏着一个很朴素的问题：为什么同一种疫苗，面对不同的人，会得到不同的结果？为什么有人几乎没有明显反应，有人却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？为什么当同一个人再次面对相同病原体时，免疫系统又会给出另一种答案？

基因不同，免疫系统不同，免疫受体不同。不同的人，因为这些微小却深刻的差异，最终拥有了不同的疾病与疫苗反应。而他想做的，便是顺着这些差异继续往下追：从免疫受体开始，从细胞开始，从分子机制开始，把看起来千差万别的免疫反应，慢慢寻找其中的规律。未来，他希望自己能够同时具备计算与实验能力，可以从生物信息学中提出问题，也可以独立设计严谨的实验去验证问题，从“干”走向“湿”，再让两者彼此对话，最终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把问题从数据带到实验、再从实验带回真实医学世界的研究者。

而在这个未来里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故事——顾方舟。那个为中国脊髓灰质炎防治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。在董鹏远眼里，科研最动人的地方，也许从来不是论文最后有几页，也不是数字最终有多漂亮，而是一个原本停留在实验室里的发现，有一天真的能够走到人群中去，走进医院，走进家庭，最终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这种从科学到医学、从实验室到现实世界的距离，或许正是他心中“转化医学”最动人的含义。他说，不一定能够走到顾方舟先生那样的高度，但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一点原创性的贡献，让它真正为人类健康带来一点改变，那已经足够成为个人价值感的重要来源。

科研不是只有结果，人生也不只有科研

博士是一场漫长的延迟满足。实验可能需要几个月，数据可能需要几年，论文、基金、成果，都可能在很久之后才会告诉你，这一段时间究竟有没有留下什么。所以他也在学习另一件事：不要把全部的自己，都交给科研结果。

做饭，是他在海外生活中慢慢培养起来的爱好。没有中国食堂的时候，想吃熟悉的味道，就只好自己动手。没想到，做菜和做实验之间，竟然有一些意外的相似——都是从陌生开始，都是不断尝试，都是在重复中寻找规律。而当一道菜终于完成，最大的好处是，可以立刻吃到。科研往往没有这样的奖励机制。于是他开始健身、游泳，也在尝试攀岩。他说，攀岩很像科研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控制力量与角度，不能着急，要一点一点积累，最后，才有机会爬到更高的地方。

这个比喻很轻，却很准确。科研的路从来不是垂直向上的。有时候要停在原地，有时候会往下掉，有时候绕路，有时候甚至要重新找到一面可以攀住的岩壁。真正重要的，或许不是始终向上，而是知道为什么要继续。

当实验失败，失败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答案

他有一个习惯：每天科研结束之后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记录今天做了什么，得到什么，哪里出了问题，哪些结果值得留下。于是，当一段时间里实验不断出现 negative results，他不会只看见“没有结果”，他会提醒自己：也许我正在排除错误选项。如果一个模糊不清的结果一直积累下来，未来可能需要推翻整段研究；可如果一个阴性结果足够明确，它至少告诉后来的人：这条路，走过了，在这里，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那么，下一位研究者便可以不必从同一处重新跌倒。

这也是他理解“科研意义”的方式。有些结果用于发表，有些结果用于发现，还有一些结果，只是静静地躺在实验记录里，告诉未来的人：这里曾经试过，不必再走一遍。 所以，当我们最后问他：如果“喜欢”并不是永远热烈，那么究竟是什么，让你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以后，还愿意回到科研里？他的回答很安静。失败本身，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后来者避免错误的依据。如果今天的失败，未来能够让另一个人少走一步弯路，让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多获得一点可能，那么这些失败也就不再只是失败。而这，已经足够让他第二天再次回来。

体育的24小时定理—“允许自己沮丧24小时之后重新开始”

所谓“喜欢”，也许就是第二天还愿意回来

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：为什么走上科研？他说，他会想到顾方舟，会想到那个时代的中国，也会想到那些真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、从科学走向人群的研究。可如果把这场访谈从头重新看一遍，会发现答案也许早就藏在他的每一次选择里。

当所有人选分子生物学的时候，他去选了寄生虫；当研究已经完成的时候，他还想知道抗菌物质究竟由哪个基因编码；当自己熟悉湿实验的时候，他走进了 AI；当计算已经成为自己的优势时，他又想重新补上实验训练；当已经拥有一段不错的科研经历时，他仍然愿意重新成为学生；当博士生活漫长而未知时，他没有急着寻找一个确定答案，而是愿意轮转、探索，再决定自己的方向。

他说，SMART 应该让每个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。或许这也是他自己的故事真正想说的事情：不是一定要跨越多少国界，不是一定要进入多少学科，也不是一定要把人生过成一条与众不同的曲线，而是当你站在人生的岔路口时，你依旧保有选择的勇气。可以去远方，可以换方向，可以重新开始，可以承认自己还不知道，也可以在一次次失败之后，第二天依然回来。

写给即将开始的深蓝

有人说，年轻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确定的道路。可对董鹏远来说，人生似乎更像一片海。你很难预先知道下一阵风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远方究竟是什么。你只能带着已经拥有的东西，站到海边，然后出发。

从苏州到利物浦，从利物浦到伦敦，从英国回到深圳；从病原微生物，到 AI，再回望疫苗与转化医学。那些看起来并不完全连续的片段，最终一点一点，拼出了一个年轻研究者的轮廓。采访结束时，我们问他：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即将开始的 SMART 博士生活，会是什么？他想了想，说：

“大概是海的蓝色吧。”

受访者拍摄的小镇蓝色湖景

蓝色意味着辽阔，也意味着未知。有深不见底的可能，也有乘风破浪的期待。而深圳离海并不远。

此刻，新的博士生活刚刚开始。未来的研究方向尚未完全确定，第一轮轮转也仍在等待最后的落点。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，还有很多道路没有走过，还有许多实验会成功，也一定会有许多实验失败。可这似乎也没有关系。毕竟科研与人生真正迷人的地方，本来就不在于你知道终点在哪里，而在于——你愿意为了一个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，继续向前走。

愿董鹏远在这片深蓝里，保留自己的好奇，也保留自己的柔软；愿他永远敢于走出熟悉的边界，却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；愿他有一天能够真正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带着从世界各处拾来的知识、经验与善意，把一个又一个实验室里的微小发现，慢慢送到更远的人群中去。

而在那之前——去攀一座山，游一场泳，做一道喜欢的菜，喝一杯咖啡，然后回到实验室，再看一眼今天的数据，再问一次那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
然后，继续向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