巡游在你身体中的免疫细胞是会“尝味道”的。它会逐一检查路过的细胞——味道对的，放行；味道不对的,清除。肿瘤本该是“不对味”的那一类,可它学会了一手障眼法：在自己表面裹上一层厚厚的、富含糖的“外衣”，把那些本该被免疫系统识破的破绽通通盖住，免疫细胞“尝”不出异样，悄悄沉默了下来。

这层糖衣,学名叫“糖萼” (glycocalyx)。第一次听人讲到糖与肿瘤的故事时,刘思岚还是个本科生。讲故事的人是糖生物学的先驱、后来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Carolyn Bertozzi，那是一段 TED 演讲。她至今还记得当时那种“一下子被击中”的感觉：原来糖不是配角，它就是肿瘤免疫治疗里一个至关重要、却长期被忽视的开关。

一颗种子落了地。多年以后，这颗种子长成了一篇登于《美国科学院院刊》（PNAS）的封面文章——而已成为一名SMARTer的刘思岚，是它的共同第一作者。

2024年春节刚过，刘思岚马上回到实验室，却陷入了一段近乎停滞的时间。

那时，课题已经推进到中后期，最关键的细胞吞噬实验却迟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。细胞死亡、污染，没有阳性结果——这些实验室里最常见、也最消耗人的词，一个接一个出现。她在显微镜、细胞培养间和实验台之间往返，调细胞数量、调清洗条件，把脑子里能想到的每一种可能都试一遍。一个月过去，实验还在磨，人也在被磨。

后来回头看，她把这段时间称为整个课题中“最受挫”的阶段。不是因为失败罕见，而是因为科研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：失败之后，你想不到下一步该往哪里走。

这本是一个“很难，但很有趣”的题目。

在实体瘤表面有一层异常增厚的糖萼，像一面盾牌，把CD47、PD-L1、HER2这些免疫治疗的关键靶点统统遮住，让抗体和免疫分子“够不着”。其中CD47尤其要命——它是肿瘤打出的“别吃我”信号，一旦和巨噬细胞表面的SIRPα握上手，吞噬就被按下了暂停键。

思路并不算玄妙：能不能把这层糖萼“铲平”，顺手再把CD47这个信号也堵上？难的是怎么落地。

团队找来一种细菌来源的粘蛋白酶StcE，专门用来降解糖萼。可游离的StcE直接打进体内，缺乏选择性，既不安全也不精准。于是问题变成了：怎么让这把“剪刀”稳稳地装到一个可控的载体上？

刘思岚承担的，正是这个链条最上游、也最考验人的环节——把StcE稳定地“展示”在细胞膜表面，做出能用于下游实验的“原料”。

第一条路走不通。课题组最初尝试直接在细胞上展示 StcE，可分选出来的阳性细胞，连肿瘤表面的粘蛋白都清不干净——展示效率太低了。卡壳的日子里，她翻文献，读到Paszek课题组一篇改造自然杀伤细胞的工作，他们用亮氨酸拉链系统把StcE挂上了细胞膜。一道光透进来：思路是通的，只是工具可以换。和导师讨论后，导师让她试试实验室现成的SpyCatcher-SpyTag生物正交偶联系统。

她心里其实打鼓：SpyCatcher那么小，会不会反而影响结合效率？

结果出来的那一刻，鼓声停了。“这就是那个‘Aha’时刻——我们知道，这条路可以往下走了。”后来发表的论文里，这套SpyTag/SpyCatcher体系成了整个设计的关键一环：StcE被稳稳锚在工程化细胞膜上，做成具备粘蛋白水解功能的纳米囊泡，再与展示抗CD47纳米抗体nCD47的肿瘤来源囊泡融合，最终拼装成那个拗口却精巧的名字——StcE-nCD47-FNVs。

它的妙处在于把“清障”和“封锁”焊在了同一个囊泡上：StcE先把糖萼削薄，露出底下的CD47表位；nCD47趁机咬住，既阻断了“别吃我”信号，又把整个囊泡牢牢拽在肿瘤表面富集。一前一后，环环相扣。

这项工作最终走向了一个明亮的结果。2026年5月14日，文章发表在《美国科学院院刊》，并入选当期封面。论文提出一种破除肿瘤糖萼屏障、增强抗肿瘤免疫的新策略：通过工程化细胞膜融合纳米囊泡，同时展示粘蛋白酶StcE和抗CD47纳米抗体nCD47，实现糖萼降解与CD47免疫检查点阻断的协同增强。刘思岚是论文共同第一作者。

严格说起来，刘思岚是“绕了一圈”才走到这里的。她本科念的是化学生物专业，归在化学大类下。可她心里觉得，自己真正着迷的是生物。“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生物学。”她说。但那段化学的底子没有白费——后来做纳米囊泡、设计偶联系统时，那些分子层面的硬功夫，成了她的隐秘武器。

后来，她进入深圳医学科学院（SMART）与西湖大学的联培博士项目。选择SMART，与她对研究环境的期待有关。在这里，学生能更广阔、更直接地接触到前沿问题。

刘思岚很快感到自己“来对了”。这种感受并不来自某一个宏大的瞬间，而是由许多具体细节组成：齐全而先进的仪器平台，高起点、高质量举办的SMART Symposium和“谈笑有鸿儒”的学术讲座，以及深圳湾实验室和SMART之间的合作氛围。各个方向都有非常专业的老师，遇到难题，很快就能找到对的人请教，而且大家都乐于搭把手。

在刘思岚的叙述里，SMART的意义还不止于这些。作为一个新兴的科研机构，这里有一种尚在生长中的开放性。她觉得，SMARTers像是在共同探索一种新的路径：鼓励学生多元化发展，鼓励科研成果向转化延伸，也鼓励学生参与到机构成长本身。科研不只是完成论文，也可以向应用靠近，最终服务社会。对一个博士生来说，这意味着更早理解“发现”与“落地”之间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距离。

对于导师葛韵老师，她用了两个词：标杆和灯塔。“她的知识面非常广，我们一有问题，她能给出好几个备选方案。”导师把握着课题的大方向，确保它不会跑偏，又在她纠结、原地打转时，一句话点出什么才是眼下最关键的事，督促她立刻行动起来。

在实验室之外，深圳也给了她另一种节奏。她喜欢深圳的公园，这座城市有很多适合散步和骑行的地方。网上曾流行“公园20分钟效应”，她对此深有体会：一周紧张工作结束后，去公园走一走，就能给接下来的科研状态充电。实验室的小伙伴们也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大家会帮忙看看仪器有没有忘记关，混匀仪还在不在转，也会互相分享附近有什么好吃的。科研共同体不总是以宏大词汇出现，它也可能是一次提醒、一顿饭、一次把人从焦虑里托住的聊天。

如果说这篇封面文章给了刘思岚什么，除了学术成果本身，更重要的是信心。她仍在继续钻研糖领域的难题，探索靶向糖工具的更多可能性，也希望未来能进一步走向应用。她并不把这条路描述得轻松。相反，她清楚知道，攀登本身很难。但也正因为难，才需要一个能支持学生不断试错、不断合作、不断接近问题本质的培养环境。

如果有后来者问她，什么样的学生适合SMART，她的答案很明确：对科学研究有浓厚兴趣，敢于挑战前沿难题的人。她希望师弟师妹们不要预设太多困难，而是走好眼前的路，把眼前的实验做好；学会合作，多去请教别人；实验出现问题时及时讨论，也及时记录。

从一次TED演讲埋下的种子，到反复失败的吞噬实验，再到那个令人欣喜的顿悟时刻，这是一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合适的土壤里，把兴趣、训练、平台、合作和坚持一点点接起来的过程。在这条路上，糖萼是她要破除的科学屏障；而那些看不见的心理屏障、技术屏障、学科屏障，也在一次次实验和一次次协作中被慢慢打开。

科研的胜利往往并不喧哗。“在SMART读博，意味着来到了一个通往胜利彼岸的阶梯入口。”她说，那层裹在肿瘤外面的“甜蜜的盔甲”，她和伙伴们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。而属于她自己的那条上行的路，才刚刚铺到脚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