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8日,深圳医学科学院(SMART)院长颜宁在微博雀跃预告:“真的好激动,超级喜欢她,思维敏捷,和善爽利。她同意全职来SMART那一刻,我对SMART的未来充满信心。”
一个月之后,SMART正式官宣——丹扬教授全职加入。
学术界随即沸腾——这位常年隐身科研一线、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学者,终于站到大众视野里。
丹扬是谁?
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(UC Berkeley)教授,霍华德·休斯医学研究所(HHMI)资深研究员,美国国家科学院、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两院院士;谷歌学术显示其论文引用已超20,000次;《自然》《科学》《细胞》《神经元》(Neuron)等顶刊频繁出现她的名字。

她的科学探索,从父亲用粉笔在地上讲解数学题开始,到进入北京大学读物理系本科,再到跨界生物学研究,成为世界级神经生物科学家,独特的成长轨迹诠释了她“出奇制胜”的科研信念。“别人觉得我不行,那我就做给你们看。”
加入SMART组建神经调控与认知研究所(INC),不是功成名就后的“归来”,是赌上未来的又一次出发。但丹扬有强大的信念——“我觉得SMART一定会成功!”
“我是北京生北京长的,人大附中念的中学,北大读的物理系本科。”丹扬的声音清脆有弹性,话音起落间有些京腔韵味。她最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自己实验室时,研究的是视觉系统。“大概十四五年前,我开始关注睡眠方向,这也是我在SMART的主要研究方向,我们想回答两个最基本的问题:第一,睡眠是如何被调控的(How we sleep);第二,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睡觉(Why we sleep)。”
Why和How,是她科研中常常反复追问的起点——从物理到生物,再到神经科学,每次跨越都不是简单转身,而是对“终极奥秘”的不断靠近。“虽然有点幼稚,但我上中学时就觉得,生命的奥秘,可能是最终极的奥秘(Ultimate mystery)。”但那时的生物课偏重死记硬背,“我又是那种老参加数学竞赛的小书呆子,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,建议我可以先学物理,打好数理基础,以后再转也不迟。”
转型发生在进入HHMI之后。HHMI是由霍华德·休斯在1953年创立的非营利性医学研究所,其资助科学家的理念是——support people not project——“你不用告诉我你做什么,只要你做得好、我觉得你有潜力,就会支持你。”机会难得,但丹扬足足想了一年多,才决定真正开始转方向,“我常开玩笑说,我是lost a lot of sleep to decide if I want to study sleep。(我用了很多睡眠的时间来思考是否要研究睡眠。)”
这一年,她一方面继续实验室原有方向的研究,一方面花大量时间读文献,评估睡眠领域里的关键难题,并问自己:这个领域我能做出什么不同?我擅长什么?别人的实验室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?“事后看是勇气,但是回到当时,勇气其实很有限。”
还好,丹扬始终保持对自己的清醒认识,“就像《孙子兵法》说的,知己知彼,如果跳进一个崭新领域,却用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竞争,是不理智的选择。”
丹扬的优势,正是跨界。
“跨越学科,毫无疑问是难的。但一旦克服这个困难,就会带来巨大好处——你的思维方式跟那个领域里大部分人不一样,你的想法比较奇特,你做事的方法与众不同,更容易打破常规、出奇制胜——出奇制胜,是我非常喜欢的方式。”
物理训练带给她的,不只是数据能力,还有结构化思考、建模能力、整合视角以及技术手段,这些积累让她提出了“Motor Theory of Sleep Control”(睡眠控制的运动理论),一个重新定义睡眠的解释框架——睡眠可能并不是“累瘫了”,而是大脑主动关闭运动系统的行为。

这个模型的提出,让丹扬获得了2024年彼得·西伯格综合神经科学奖(Peter Seeburg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Prize),该奖项被认为是神经科学领域未来的风向标。颁奖词中评价“丹扬教授开创性地提出了这一重要理论,为理解睡眠—觉醒状态的脑状态调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新概念框架。”
开创性、新概念,这正是丹扬喜欢的——出奇制胜。
回国前,她在伯克利一切正盛:实验室成熟,经费充足,高水平论文不断,怎么看,都是一个科研人的梦想状态。
她完全可以继续待在这里,继续发高水平文章,带出一拨又一拨博士后。但她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。
“面对这种人生重大决定,我其实也列了一份很长的清单,应该回来的、不应该回来的,很多现实因素都要考虑。”但她清晰地知道,如果想要真正做出突破性的进展,就必须离开舒适区。
“之前用小鼠做了十几年实验,很多基础机制基本已经搞清了。想往前一步,就得做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实验——在美国、欧洲几乎没可能,但在国内有非常独特的优势。”
“国内对科研的重视,这几年真的非常不一样,机会也很多。”两年前,丹扬第一次来深圳,这座城市给她留下了年轻、高效、充满活力的深刻印象。SMART也是如此,效率是她感受最深的关键词:“我接触到的SMART的工作人员,都非常优秀尽职。不管什么问题,他们都会用有创造力的方式去解决。这样的环境让我能心无旁骛地专注科研。”

除了政策给力、环境支持、科研能真正落地之外,还有一个促使丹扬回来的重要原因,是颜宁。
“我第一次见到颜宁老师,是在HHMI的会议上,当时人很多,我们因为不在一个领域,也只是寒暄了几句。大概两年前,颜宁第一次和我深谈SMART时,我就有一种‘instant connection’(即时连接)的感觉,是一种共鸣,也是一见如故。”仿佛想到了什么,丹扬笑道:“虽然我在理智上还是考虑了很久,但我想,可能在那次谈话之后,我已经决定要回来了,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”
颜宁对SMART的Passion(激情),她旺盛的精力、极强的领导能力,都让丹扬由衷佩服:“你要去一个地方,一定是觉得这个地方会成功,你才会把你的未来押注在这里。和颜宁交流时我有强烈的感觉,SMART将来一定会成功!”
在丹扬全职加入SMART的新闻下,有一句点赞很高的留言——“中国人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”这是普通人对她研究方向的真情实感,也是某种误打误撞的精准。丹扬回国,的确是奔着研发新药来的:“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靶点,可能会对促进睡眠有好处,到SMART以后,我会在转化方面花更多精力。目前已经跟深圳湾实验室的团队建立了合作,正在共同研发新的促眠药。”
丹扬的另一个身份,是担任神经调控与认知研究所(INC)所长。在被问到如何尽快将INC打造成世界顶尖研究所,丹扬系统对比了两种方式:一种是“hire the best people”,适合像HHMI或哈佛等本身有很强历史的机构;一种是挑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,找一批和这个方向相关、各有特长的年轻PI,互相支持补充。“对于一个全新的机构,尤其想在五年、十年内打响名声,后者更可能在一个方向上快速做出国际影响,我们想尝试这样的方式。”
INC的招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,对于想加入INC的年轻人,她看重什么?“最重要的还是Passion,就是那种,觉得我一定要做科研的信念!像我小时候就觉得,如果不做科学,其他职业我都不想考虑。”
“我每天早上醒来,第一反应是:今天有没有新的实验结果?会不会有人找到新的数据?会不会让我昨天对某个问题的理解有新的变化?不一定每天都有答案,但只要让我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哪怕多前进一点,就是我最大的快乐。”
科研是一种热情,也是一种意志力。不是每天都有结果,但你必须每天都愿意开始。
这,大概就是Passion的真正含义。
时间倒退几十年,丹扬对世界的探索和最初的好奇心,来自父亲口袋里的一支粉笔。
“小时候妈妈下干校,我跟着爸爸长大,我记得特别清楚,每天晚饭后他就牵着我一起散步,永远会带着一支粉笔,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科学家的故事,走累了,就蹲在地上用粉笔给我讲数学题。”
年少时父亲的教育带给丹扬两个深远影响:“我第一个知道的科学家就是居里夫人,是女性,所以我从小觉得女性可以做任何事;另一个是上小学前,我已经有了四年级数学的水平,不知不觉就比同龄人数学成绩好很多。”这使得丹扬从小就是数学竞赛专业户,“数学和其他学科不一样,它有非常严格的逻辑训练。”这也造就了她的性格底色——严谨。
考上北大第一个星期,严谨的丹扬就被活泼的北大新生感染了,“刚去那会儿,到处都是社团招新海报,每天吃完午饭,新生们就往三角地跑,大家都跑疯了。”她笑,“虽然我最后根本没时间参加,但那种思维活跃的气氛,对年轻人的成长特别好。”
后来在国外开始研究生物时,丹扬从思维活跃向思维独立迈进,真正感受到好奇心的重量,书本上的知识,可能几年后就会被推翻,“你不再去学习真相,而是要试着靠自己把真相找出来!”
可独立探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,也有迷茫低落。那时,差几天才满29岁的丹扬,刚在伯克利拥有自己的实验室,常常忙碌一天精疲力尽,到晚上发现很多问题都没解决、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,“但有一点我知道,第二天,太阳会照常升起。反正今天晚上也做不成什么事,那就去健身房,然后回家睡个好觉。休息好了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,接着奋斗!”

除了科研,丹扬还喜欢音乐和文学,尤其喜欢看大师传记。“曾经有人用音乐家来形容科学家的风格,比如爱因斯坦和费曼,他们更像贝多芬,充满叛逆精神;而另外一些像巴赫,严格、细心、精准。”那你觉得自己是什么风格?丹扬想了想,“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有叛逆精神的,研究领域换来换去,反正跟别人想法不太一样!”
太阳照常升起,严谨的丹扬也照常叛逆,只是二者在她身上和谐统一,犹如离近看时,左耳轻盈的两个耳钉,闪烁着低调的张扬。
“我最不喜欢浪费时间,极端要求效率优化,每天要做的事,我常会不自觉地掐时间,如果找到一个方法,把一件事从五分钟降到四分钟,我今天就会很得意;在实验室里,我最不喜欢等半年一年后才知道结果,总是想用最快最简单的方法找到答案。”
但如果有一个问题,需要慢慢用一生探索呢?
“意识是怎么回事”。
半生归来,丹扬仍是那个和爸爸散步时,仰望星空的女孩。以好奇心为动力探索生命奥秘,走过的每一步路,都算数。
回国,从来不是简单的“归来”,是以数十年科研积累和思考为底气的再出发;
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,也是带领年轻人向终极生命奥义启程的召唤。

只是,很少人知道,今天看起来笃定、自信的丹扬,年轻时其实不是这样的。
“我年轻时不算乐观,总是预设很多问题,容易犹豫。”这种性格的好处是不会盲目乐观,会提前做好规划,但过度了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力、不敢做决定,“我后来慢慢意识到,要在谨慎和自信间找到平衡,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。如果穿越回去,我想对年轻的自己说——Be confident,you can do it。”
因为这份自信,今天的丹扬,能够站在科研的前沿,也能看见许多女性科学家在国际舞台熠熠生辉,然而,现实中的偏见并未远去。当我们在采访最后抛出一个不在提纲里的问题——“如果有个女生跑来说,‘我可能不适合做科研,因为我是女孩子’,你会怎么回答?”
丹扬脱口而出:“我小时候流行一句话‘妇女能顶半边天’,我从小觉得男女是一样的,而且我是老大,有几年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我爸爸从来都告诉我,你将来可以做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,只要努力,就可以做到。
但后来慢慢社会上反倒有些偏见。上初中时,我数学竞赛得了第一,男生说‘不用担心她,她是女生,过几年就不行了。’我一开始也有点信,觉得是不是生理上真的会发生变化,学习就不行了?但还好,我是叛逆的人,我心里就想——我做给你们看一看!”
“所以,女孩”,丹扬一字一顿地说,“如果现在有人这么说你,不要信!做给他们看一看!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建议。”
追求极致效率和出其不意,也愿意用一生解答意识之谜,这就是“叛逆”丹扬的科学之路,也是她给所有励志于科研的女孩的答案。